關于文字與電影的關系，阿郎說，相對于文字，電影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另一種語言，而且，電影比文字更生動地記錄了，一個時代怎樣面目全非地成為這個時代。這個阿郎，當然不是周潤發主演的《阿郎的故事》里那個出生入死、放蕩不羈的浪子阿郎，而是《看電影》雜志的主編黃海鯤。

      《看電影》雜志，對我來說太高大上了，全銅版紙彩印，還油紙袋包裝，翻都不讓我翻一下。當時我就在想，這雜志做得這么奢華厚重，到底是給誰看呢？原來是給電影學院的專業學生看的，比如姚晨就和舍友曾爭搶傳閱，張譯則在電影資訊的領域，唯其馬首是瞻。 

      作為主編，阿郎一直負責《看電影》的卷首語。正如張譯所說，卷首語系馬首是瞻的首，是一本雜志的導向、主旨與精華呈現。我最喜歡讀卷首語了，記得有一本叫《海外星云》的，那個卷首語寫得真真好，翻開雜志就讓人眼睛一亮。它用散文詩一般簡潔而深刻的語言，把政治經濟都能點評為富有人文情懷的社會現象，堪稱范本。

      由阿郎撰寫的《看電影》卷首語，也是字字珠磯，篇篇精品。他不會針對某部電影進行深入點評，而是以電影拍攝中常用的“上帝視角”，關注影壇，抓住當前（月）某些典型性電影事件或現象進行評述，縱橫中外，貫穿古今。他尖刻的手筆，有時一針見血，戳破了虛假的繁榮，美麗的泡沫；有時溫柔一刀，劃破了隱藏的幕后，好看的表象；當然也會化成繞指柔，苦口婆心地挖掘永存的經典，深遠的意義。 

      比如，對于中國電影市場，在全國總票房同比增長超過兩位數這個勃起的曲線面前，大家集體高潮，并在每年的開頭和結尾，總能制造出手持攝影的效果——看起來有著工業的眩暈和手工的顆粒感。

      然而，相對于電影工業上的中國式奇跡，我們的電影本身在硬邦邦的連續多年的兩位數增長面前，顯得有些陽痿。急功近利導致我們拍出來的電影是高仿的、轉基因的、用了催熟劑的產品，甚至是近親繁殖的結果——題材類似，內容雷同，還是個怪胎。

      當詹姆斯·卡梅隆用十年時間僅僅想把《阿凡達》拍成一部美麗的愛情電影，卻一不小心收獲了27.88億美元的票房時，我們的導演唯恐不能高大全，而電影也被量化為多少億投資，多少次笑聲，多少天過億。所以有人把卡神憑借一個愛情故事收割歷史第一票房，比喻成古埃及的人們用羽毛做秤砣。夠小，才夠大。關鍵是，卡神的成功，是把技術錘煉成了藝術，把商業變成了贊美。因為技術，所以藝術。

      我們的導演的藝術還是想通過吶喊來實現，口號響亮，全看運氣。在眾多類似電視劇水平的《失戀33天》、被十幾億甚至幾十億人民幣狠狠贊美過的《煎餅俠》、《美人魚》面前，《烈日灼心》、《刺客聶隱娘》反而像一個不合時宜的闖入者，正一點一點地成為這場票房狂歡的獻祭品。一個心胸狹隘的人，不可能拍出真正大氣磅礴的作品；一個陰郁的家伙，也拍不出真正透亮的陽光——姜文之所以能拍出《陽光燦爛的日子》，是因為他的文學修養，使他先聞到了陽光燦爛的味道。他曾這樣描述陽光：“這就是我要的光，特別好，好到我能掂出它的重量。它就跟水銀似的，城里的光你感覺是煙，飄的，這兒的光你得用手接著，不接著它就哐當砸地上了。光射過來，濃，不是亮的問題，就是比的別方濃，沉。” 

      可惜，中國影人一直在票房與獲獎之間做折返跑，忘了初心，失了目標。所以才會把槍戰動作片《戰狼2》選送去參加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角逐（提名）。

      如今，阿郎把這些卷首語集結成一本書，成為看電影的隨筆《并指如刀》。阿郎在書中剖析了電影既作為藝術又作為商品的光怪陸離的方方面面，涵蓋了電影工業、資本、票房、導演、演員、觀眾、人性、道德、技術、日常生活等話題，沒有晦澀高深，只有并指如刀的凌厲——所謂“愛之深，責之切”，就是因為有更多的熱愛，才會有太多的批評吧？我仿佛看到在幽暗的電影院里，端坐著一個戴3D眼鏡的魯迅，目光如炬，透過景深和出屏效果，一直看到諱莫如深的幕后。而他的身邊，則是一群抱著爆米花的觀眾，要么昏昏欲睡，要么興奮莫名，直至燈光亮起，劇終人散。文字與電影，世界上最好的兩樣東西成為了他的工作，這是何其幸運。阿郎說：“我喜歡看完電影后，用文字再現的過程。”我也喜歡，但只能艷羨。